| 谈到文化，特别是企业文化，几乎没人认为不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又会觉得文化虚无缥缈，难以琢磨和驾驭。文化之根在于价值观和理念，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而且人与人之间还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等——“想一套，说一套，做另一套”，于是，大部分组织理论上重视文化，实际上则不尽然。 文化的影响真的就是那样不可捉摸吗？其实不然，有时候，文化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一次，我与企业界人士一起吃晚饭时，其中一位高管大发牢骚：作为科龙公司的老员工，尽管公司一直在讲文化建设，但从没有像强调的那样的切身感受；自从海信收购了科龙，来自海信的高层入主，管理行为方式大变，使自己达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终于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公司文化的影响。他发誓，如果情形持续下去，就将离职。 我很荣幸有机会到西交利物浦大学任职。中国加入WTO以后，承诺向世界开放教育市场，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西交利物浦大学正是按照这一条例成立的中国唯一的以理工管起步强强联合的中外合作大学。学校面向全国一本招生，且招收海外留学生，教师也来自世界各地。一天，我正在处理邮件之际，一位外国教师怒冲冲闯进我的办公室，浑身发抖。我请他坐下，他告诉我学校调整办公室，到了新办公室后，IT部门答应中午调整电话号码，结果到了下午还没有调好。他说：“抱歉，我直接冲到领导的办公室，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办事从下向上（Bottom Up）很难，从上向下（Top Down）很容易。”导致这位教授不悦和发怒的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文化和行为习惯的差异造成了理解上的差异。中国文化和行为擅长模糊性，连菜谱也是如此，“××少许，火候适可”，让西方人很难把握。他们希望准确，如，××几克，温度多少度，烧几分钟。做事也一样，说几点办好就几点办好，否则就不要作出承诺。中国人在作出承诺时一般只给出大概时间，只要在这个时间左右的一定范围之内都算兑现了承诺，但西方人却往往把中国人承诺的这个大概时间当成是兑现承诺的deadline（最后期限），因此，上述冲突难免。 更重要的还不是模糊性与精确性的差异，而是“从下向上”与“从上向下”的差异。西方人习惯了从下向上的行为习惯，这与他们的体制有关。无论政府，还是市场，草根是上帝，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企业的发展是由于我消费才成就的，因此，权力和市场是为人民服务的，形成了从下向上的委托关系，上对下是服务。中国人习惯的是被由上而下的权力支配，上不是对下服务和负责，而是发号施令，如果确实有服务，上和下都会认为是一种恩赐。久而久之，自上而下的指挥就成了我们的行为习惯，由上向下是主宰关系，下对上是顺从。 如今，互联网的发达、民主理念的深入人心正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意识的加强必然冲击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宰，呼唤由下而上的委托授权以及由上向下的服务。如果我们能够积极主动适应这种变化趋势，很多文化、行为甚至社会冲突就可以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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