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这样的体验：一个人的快乐不如大家一起快乐，不如和亲人一起分享，进一步和朋友一起享受。两个人一块聊天，没有一个人没有朋友，白白可以坐下来，什么都不考虑，只考虑彼此沟通、分享，而这是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中国人讲求人的发展，人性的自觉是个重要发展，这是中国人的特点，这是种伦理、道德，它也不是单纯个人主观性认定，有本体宇宙论基础。人有一种追求自我发展、整体发展的共同要求，说明宇宙有向上发展的能力，有内在目的性，通过人而不是上帝来实现。中国人不讲外在的上帝，天也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外沟通的，这是中国人哲学特殊性质，今天看也很有价值，价值有无靠比较，在哲学市场里，看到别人思想各有所长，但作为竞争来说，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有贡献于世界的地方，即所说的目的性、整体性、人性的自觉。中国人有传统，写出来也可欣赏。一般人也有内在体验，儒家讲人不是抽象、空洞地讲，而是从具体、经验、体念上讲，有元良知、人性，对人的理想追求不是单纯的习惯，而是基于长期经验，体验出来的，基于历史、人物、事件的思考，反思得来的。不能否定其他思潮有很多价值。西方18、19世纪，工业革命后工业价值很重要，工业主义是在19世纪发展的。人们掌握很多工具解决很多人的问题，创造更多的成果让更多人欣赏，提出来“最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工业主义，中国的墨家就是，中国很早就经过市场经济，比如春秋战国时期。今大的世界也是“春秋战国”，美国相当十当初的齐国，中国相当于鲁，前苏联相当于秦。竞争中产生不同价值，功利是重要的，牺牲小体成全大我。
此外还有人权，只有在人性自觉中，人权才有价值。西方人权是通过奋斗、斗争获得的，受到政府保障。中国是种道德人权，中国人缺点是人性自觉和专制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专制体制统治人民的工具。在这个结合过程中，人性自觉消失、减少了。从汉到宋明，宋明又稍有不同，宋明思想重新造就人的自觉，提倡理学。但又为专制利用，变成科举工具，总是哲学思想与政治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政治专制的工具，到五四运动后，才慢慢了解分开的重要，专制不能在现代世界中竞争，产生不了竞争价值，使民主社会生存繁荣，还造成危亡、毁灭，推翻专制后，也想推翻与专制结合起来的思想，所以鸦片战争后，日本很快推行明治维新，走向现代化。而中国人一直不愿放弃传统，当专制体制破坏后，甘受传统思想奴役，因为专制把人带到封闭专制、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体制，利用中国传统为工具。
同样当它垮掉时，年轻人觉得生活没什么价值，应与专制一起埋葬。这是不现实的哲学立场，后来慢慢了解专制体制应与哲学思想分开，人性自觉与专制政权、政治要分开，这个分开有个过程。中国需要整体性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代表中国要经历洗刷，洗涤作用是针对帝国主义和专制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看有双重作用，扮演政治角色和思想角色。但是任何体制与政治结合，都有失而穷的地方。思想应有相对独立性，变革
、开放的重要意义也慢慢了解到，把思想方法、文化资源与政体、权力结构分开，不能把权力结构、政治体制作为应用或压制思想体制的办法。分开，可以用，还有相对独立性。这样，文化才有更多的竞争力。
人开始了解很多事情需要分开、沟通，不能融合。如政府和企业应分开，国有企业，政是权力，所有权。自主权，使它面对市场，目标是赚钱。政企分开不是说政企不应沟通。台湾、日本企业成功，是因为政府与企业协调，政府帮助、辅导，不是压制、去掉活力，政企分离加上政企沟通才能解决问题。同样，人性自觉的文化，思想资源如诸子百家、它假如与政治分离，工具性、目的性突出了，首先可以成为工具，要达到企业目标，就要人性管理。中国管理特色是实现人的社会、人的美好世界。不是为了神，不是为了某个特殊价值，而是为了全体人的社会。企业目标是社会目标、人的目标，与西方不同，企业为了赚钱，赚钱越多越好。中国企业目标不是争取更多权力，而是把权力分化，为社会、人类共享，这是人性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哲学更具社会主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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