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中的道德困境如何破解

　　过去几年，发生在商业领域的败德事件令人印象深刻。2008年乳业三聚氰胺事件记忆犹新，而去年的蒙牛诽谤门、腾讯大战360乃至最近的“皮革奶”、内地人赴港澳抢购婴幼儿奶粉，都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商业伦理引发的问题已经成为破坏社会福利水平的关键因素。

　　但是，简单的去判断某个事情的好坏、是非、公正是困难的。即使是在房价已经成为阻碍我们幸福的关键因素之时，当我们面对房地产商“道德的血液”等类似的命题时，仍然有着各个方面的困惑。

　　在一大堆原则、价值观中，界限看上去似乎是清晰的，但事实上所有企业管理者都会面临着艰难的道德困境。基本的道德标准有多个维度，标准相互之间会存在冲突，这样就使得问题复杂化，并因此难以解决。

　　在当下中国，企业家们在特定情境下的道德选择，很多时候难以定论。无论对于何种败德行为，总是存在着一些因素，使得相关的道德问题的严重性得到降低。

　　比如说偷盗。偷盗是一个被广泛痛恨的行为，但是偷书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引发的道德问题，相比偷一般财物，会得到更多的谅解；劫富济贫在中国的传奇小说里，甚至是被鼓励的。

　　商业领域的道德问题也是如此。在商业活动中，也存在着一些因素，导致相关企业或管理人的伦理责任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豁免”。

　　比如说备受尊重的联想控股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他曾经公开说自己曾赖过账、走过私、逃过税。但是，相信大多数人并不会认为这在当时的情景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总结起来，大体有这么几种情况，败德行为会被得到谅解：动机——基于高尚目标的败德行为；能力——面对不可抗力、不可为之事的败德行为。有些时候，当事人的不知情也会缓解败德问题的严重程度。

　　当下社会败德行为的频发，为何没有形成严重社会心理问题，重要的原因或在于上述的几个方面。很多败德行为的道德困境，都在上述几个方面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缓解甚至于消除。

　　就当下热议的房地产开发相关从业者的道德困境来说，早在2009年的时候，万科地产董事长王石宣称“从不行贿”，轰动一时。当时的一些舆论拿“母猪上树”来与王石“不行贿”做比照。无论事实如何，显然这些舆论认为，行贿是房地产商好好活下去的潜规则。如此情境下，实施类似这样的败德或违法行为的当事人，自然没有心理担负。

　　或者说偷漏税的问题。一个坊间流行的说法是，企业的税务问题 “一查一个死”。当然，企业偷漏税的违法行为极有可能被过度夸张了，事实应不是这样，但这些说法背后展现的想法是：企业被认为支付了过度的税收。

　　当然，这些可能的被社会或者自己内心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类似的行为应当得到鼓励。应该深究的是，为什么很多社会成员对此类行为会有这样看似暧昧的态度？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当不自律行为常常以各种理由被宽容时，要寻求的不仅是道德的解释，还有对社会系统的追问。

　　我们理当有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应该包括，那些高尚的目标应回归正常，特别是让那些不可抗的力量，应可以驯服。

　　温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曾说，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最大的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二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了，我们的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看得出，温家宝总理对此有深切的理解和认识，甚至可以说，他已经给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